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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魏晋墓壁画农牧图研究(4)
[9]赵雪野.从画像砖看河西魏晋社会生活[J].考古与文物,2007(5):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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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M].民族出版社,2012:226.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5.
[14]吴荭.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J].考古,2003(6):47.
[15]林少雄.古冢丹青——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画[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66.
[16]郑志刚.嘉峪关魏晋古墓砖画中的训鹰狩猎图像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7(2):63.
河西地区分布着大量魏晋时期的古墓葬,其中高台地区周围有可见封土的从汉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古墓葬8000余座,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高台周边有古墓群11处,分别为大石磊汉墓群、三个疙瘩墓群、双疙瘩墓群、骆驼城北墓群、骆驼城东南墓群、骆驼城西南墓群、许三湾墓群、红山嘴墓群、南华南滩墓群、双丰村西魏晋墓、地埂坡古墓群[1]。根据《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2],目前高台已发掘13座壁画砖墓,可知11座壁画砖墓的图像。出土的壁画为研究古代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丝路贸易等方面提供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和艺术价值。高台县博物馆共展出农牧业生产题材的壁画48幅,其中28幅出土于高台地区,农耕彩绘壁画砖为12幅,牧猎彩绘壁画砖为16幅,生动再现了当时河西农牧业的生产情形。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者们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出土的壁画砖,但是对于高台地区出土的壁画砖农耕牧猎图研究相对较少①。前人关于壁画砖中的农业和畜牧业研究大都分开探讨,本文以农牧图中所表现出的农耕技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3个方面来探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状况。一、农耕技术河西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开始经略河西,派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3]两次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无法在河西立足,汉政府先后置四郡,移民戍边,行屯田之策,促进了河西农业的发展。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这种背景下人口大量西迁,为河西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庞大的劳动力,同时也将中原的厚葬之风带入河西。曹魏以后提倡俭葬,中原地区的厚葬之风有所收敛,但对边远地区的约束力不大[4]。河西地区社会相对稳定,壁画砖墓就是在这种厚葬之风的影响下盛行起来的。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石犁,汉代河西地区已普遍使用铁犁,而魏晋时期的犁比汉代有了进步[5]。其中敦煌、酒泉、嘉峪关和高台等地的魏晋壁画砖中的劳动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在壁画砖中都有所体现。大量的牛耕图正是当时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突出表现了河西地区从两汉到魏晋时期的农业发展。河西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政府实行移民戍边、兴修水利、行屯田之策,促进了农业发展。河西走廊屯田区广泛使用牛耕,牛耕的普遍使用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6]。曹魏时期,继续实行屯守政策,农具和耕作方式也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并推广。魏晋十六国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为河西带来大量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就包括耦犁牛耕技术的推广。高台与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牛耕图中所使用的耕犁构造大体相同,犁铧呈锐角三角形,更易于深耕。而高台骆驼城魏晋墓葬壁画中的犁铧,其改进程度更为显著,不但脊部隆起,且在犁铧后部普遍加一横木,这种耕犁不仅利于深耕,还能翻土起垄。总之和前代相比,西晋时期耕犁比前期轻,犁地深。同时从二牛挽拉普遍过渡到一牛挽拉,节省了动力[7]。图1 魏晋·牛耕图(高台县博物馆藏)图2 魏晋·彩绘耕地图(高台县博物馆藏)高台骆驼城南墓群出土的牛耕图(图1)生动地显示出当时耕牛犁地的情形,画面用墨线勾勒了一位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扶犁耕地,两头牛的牛鼻穿孔,用来控制耕牛。一根犁衡架在两头牛的肩上,犁衡主要是固定两头牛的距离,协调其行动,缺点是犁身转动不便,只适用大块的平地。两头牛向前拉犁,一人扶犁,农夫正执鞭抽打耕牛,用以控制耕地的速度和深度。这表明犁铧技术得以改进,二牛抬杠的犁地法成为魏晋时期河西人们普遍采用的耕犁方式之一。高台许三湾东南墓群出土的彩绘耕地图(图2)中,一位农夫用一头牛耕地,没有绘出牵牛的人,这属于一人一牛的耕作方式。图中用墨线勾画出一头牛,鼻环穿绳,牛身后绘有一农夫,身着白色交领衫,间饰红彩,右手握绳,左手持鞭。从两幅牛耕图可以看出当时高台地区同时流行二牛抬杠和一人一牛的耕作方式,总体是两牛三人逐渐过渡到一人一牛。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牛耕图大都为一人一牛的方式犁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图中所绘另一农夫,手持锄耰,正在平整土地。图中农夫所使用的耰,在河西又被称为“打土块”,也是细土保墒的措施之一[8]。壁画砖中出现锄耰,说明河西地区魏晋时期已经广泛使用耰来碎土。二、农业生产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农具在河西推广。壁画砖上的牛耕图、播种图、耱地图、收获图等农业生产过程,是河西农业生产完善和繁荣的反映。关于播种,是古代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农事活动。古代播种用的农具主要是耧车,耧车由牲畜牵引,人工手扶,可以同时耕地和播种,省时省力。由于耧车播种提高了劳动效率,这种技术得以迅速推广。在历年出土的画像砖墓中,单独表现播种的画面并不多,往往是与牛耕或耰土同时出现,而播种者无一例外均为女性形象,扶犁开耕或耰土这种重体力劳动者则均为男性[9]。然而,高台骆驼城南苦水口墓葬出土的播种图(图3)中的播种者却为一男子的形象。图3 魏晋·播种图(高台县博物馆藏)图4 魏晋·耱地图(高台县博物馆藏)播种时使用耧车的情况,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10]仓慈任敦煌太守时限制豪强兼并土地,鼓励百姓开垦田地,之后皇甫隆接任敦煌太守时,教人制作并使用耧车,又推广“衍灌”法,既提高劳动效率又提高粮食产量,这说明魏晋时期耧犁在河西地区得以普遍使用。高台骆驼城南苦水口墓葬出土的播种图彩绘壁画砖(图3)中,画面左绘一头戴冠的男子,左手拖着盛满器皿的种子,右手做撒播状,正在地里撒种;后面绘一黑牛耙地,耙上站着一着白色交领长衫的农夫,左手牵牛,右手持鞭,控制耕牛前进速度。农夫站在耙上使其增加重量,既起到深耕、松土的作用,又节省劳动力,提高效率。描绘的两位男子播种和牵牛执鞭的动作,突出了劳动者的身份,画面力度感强烈,生活气息浓厚,生动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高台地区农耕播种的劳动场景。农业生产环节中,经过牛耕和播种后,接下来需要耱地,耱地就是播种之后的覆土以及平整土地。耱是由耰发展而来,用长木条或者藤条编成长方形农具,它的作用和耙相似,用牲畜或者人力拉耱,用来平整土地和碎土保墒。《氾胜之书》记载:“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墟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11]摩就是通常所说的耱。魏晋时期,耱的使用已经传播到河西地区,河西魏晋墓葬出土了许多耱地的壁画砖,其中高台地区描绘的最为精美。出土于高台骆驼城南墓葬的耱地图(图4)中,画面左侧用墨线简单勾勒一人,手牵一头牛,牛背上套着耱,正在平整土地。画面人物头束高髻,身着白色交领长衫,手中牵着穿牛鼻环而过的绳子,一人便可以轻松地控制牛进行耱地。这是一人一牛的耕地、耱地方式,操作更加灵活方便,有利于土壤的疏松和种子的发育。图5 魏晋·阡陌图(高台县博物馆藏)图6 魏晋·收获图(高台县博物馆藏)牛耕图、耙地耱地图代表着魏晋时期河西农业技术的水平,出土于高台骆驼城墓群的阡陌图和收获图则象征着当时河西农业丰收的盛况。阡陌图(图5)砖面描绘了阡陌相交、生机勃勃的田间地头的景色,黑色代表着田边的小路,红色代表着田垄,画面描绘了农业灌溉区庄稼生长的情况。阡陌图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灌溉农业的发达,农作物生长状况良好,预示着农业的丰收。通过牛耕、耙地、耱地等图像反映出河西地区已经普遍推广了耕耙耱技术。河西各地出土有关农业丰收的壁画砖图像主要是收获图,然而不同地区其各自表现手法不同。在敦煌壁画墓中,墓室上层有成排的粮仓,与粮食相关系的图像分布在下层。酒泉地区的收获内容却是通过扬场、粮堆、高大的坞的图像来表现[12]。高台骆驼城墓群出土的收获图(图6)通过粮堆的图像来表现,砖面简单勾勒出数堆谷物,施以红彩,然后用墨线轮廓加以点缀。收获图壁画砖反映出了当时河西灌溉农业的丰收,为来往商人提供食宿并补充所需用品,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三、畜牧业生产先秦时期,整个河西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区,畜牧业发达。秦汉时期,河西地区“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13]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河西相对稳定,除汉族以外,主要以羌胡为主,他们主要以畜牧逐水草而居。“黄初二年,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牲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10]通过曹真率兵征讨叛胡,俘获大量牲畜的事件,反映出当时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发达。曹魏、西晋政权对河西实行屯田政策,军屯的同时还注重发展畜牧业。图7 魏晋·牧马、骆驼图(高台县博物馆藏)高台县骆驼城土墩墓群M2墓室北壁中部的壁画砖中,内容主要表现放牧场景,其中1号砖和4号砖的内容为马群,2号砖为牧羊图,3号砖为牧驼图,均为一砖一画[14]。出土于高台县骆驼城墓群的牧马骆驼图(图7)则是将牧马和牧驼相结合,画面以白粉涂底,四周施以红彩,画面中间用墨线简单勾勒出手持长鞭的放牧人,着交领短衫,紧腰束带,图中绘有正在吃草的马、骆驼、毛驴等牲畜。此图主要描绘了一位牧人正在草地上放牧,可以看出其放牧种类的多样化。高台不仅有牧马、骆驼图,还有牧羊、牧牛、牧鹿等牲畜觅食的壁画砖,这既说明河西地区畜牧业的发达,也表现了墓主人的富有生活。图8 魏晋·牧畜图 嘉峪关M1图9 魏晋·狩猎图 嘉峪关M5河西地区在秦汉之前,属于少数民族游牧区,畜牧业发达[15]。自汉武帝经略河西以来,不断移民戍边,屯田发展,使河西地区成为绿洲农业区之一。狭长的河西走廊既是一个绿洲农业区又是一个草原畜牧区,嘉峪关魏晋墓葬的牧畜图(图8)中,一位牧人同时放牧羊群和牛群,说明河西畜牧业的数量庞大以及种类的多样化。河西广阔的草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草料,其中野马、野牛、野羊、野兔等动物成为当时人们围猎的对象。从嘉峪关魏晋墓葬的狩猎图(图9)中可以看到猎人放鹰抓兔的过程。猎人手臂或鹰架上的鹰,是专门用来捕捉飞禽走兽的,而这些鹰并非是野生的鹰,而是猎人专门喂养用来狩猎之鹰[16]。图10 魏晋·射猎图(高台县博物馆藏)狩猎的场面在画像砖墓中出现的比例是很高的,既有表现豪强地主围猎的壮观场景,也有表现猎手单人单骑百步穿杨本领的画面[9]。高台县苦水口墓葬出土的射猎图(图10),描绘出豪强地主围猎的壮观场景,该砖画面以白粉涂底,右侧绘有三骑并驰,三人头戴进贤冠,分别骑白色、红色、黑色马匹。后面骑红马者手牵一猎犬,骑白马者回顾手臂站立的雄鹰。猎人手臂上的鹰是经过训练,专门捕食飞禽走兽,图中五人骑马呈奔跑状围追猎物。通过高台和嘉峪关魏晋墓葬出土的牧猎图,反映出狩猎既是当时豪强地主的一种享乐生活方式,又是平民百姓的一种生存方式。河西地区出土的诸多牧猎图同时也反映了当地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状况。壁画砖中人物骑马射猎的场面壮观,反映出河西人们鞍马骑射,民习战事,崇尚武力的民风。四、结语高台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中的农耕和牧猎图反映出河西当时农牧业经济的变化,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在生产过程中并行发展。河西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耕作方式和田间管理措施的完善,确保了河西农业获得丰收,促进了河西与西北游牧区的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的交流。河西魏晋壁画墓中,同一墓葬内兼有农耕和牧猎题材的壁画砖大量存在,无论是农耕图还是牧猎图,都象征着墓主人的生活与财富,都是河西魏晋壁画墓中必不可少的题材。农耕牧猎图中的人物图既有汉族形象,又有少数民族的形象,反映了河西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族大融合趋势以及各民族共同开发河西的历史。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农牧业的发达也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注释]①相关研究有施爱民.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墓调查[J].文物,1997(12):44-51;李清凌.魏晋十六国北朝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西北经济[J].甘肃社会科学,1995(5):74-78;孙彦.墓葬壁画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畜牧业——以河西走廊为例[J].农业考古,2010(4):151-155.[参考文献][1]中共高台县委,高台县人民政府,甘肃敦煌学会,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河西学院编.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285-289.[2]俄军,郑炳林,高国祥.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08.[4]罗世平,廖旸.古代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2-63.[5]陈文华.农业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90.[6]唐晓军.河西走廊农业考古概述[J].农业考古,1994(1):91.[7]肖亢达.河西壁画墓中所见的农业生产概况[J].农业考古,1985(2):131-132.[8]段小强,赵学东.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农作图》[J].敦煌学辑刊,2005(2):281.[9]赵雪野.从画像砖看河西魏晋社会生活[J].考古与文物,2007(5):81;83.[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13;79.[11]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4.[12]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M].民族出版社,2012:226.[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5.[14]吴荭.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J].考古,2003(6):47.[15]林少雄.古冢丹青——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画[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66.[16]郑志刚.嘉峪关魏晋古墓砖画中的训鹰狩猎图像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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